张璐（1617—1698），字路玉，晚号石顽老人，江南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清代医学家。

汪昂（1615—1695），字讱庵，初名恒，晚号浒湾老人，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人，明末清初著名医家。汪昂是中国医学史上的“畅销书作家”，还可以兼称“出版家”。其所著《本草备要》自1694年首刊，到1955年影印本出版，共刊印出版达64次；所著《医方集解》自1682年成书至今，先后刊印发行达60次之多。

傅山（1607—1684），太原府阳曲县（今山西太原）人，字青竹（后改青主），号公它、公之它、朱衣道人、石道人等，是明清之际著名的道家思想家、书法家、医学家。

李中梓（1588—1655），字士材，号念莪，又号尽凡居士，江苏云间南汇（今属上海浦东新区）人。李中梓熟谙儒学经典，深入研读医籍，穷究医理，著述颇丰，尤以《医宗必读》影响深远。

喻昌（1585~1664），字嘉言，号西昌老人，江西新建（今江西南昌）人。清代著名的医学家，后人誉其“一生自儒而之禅，自禅而之医”。喻昌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，他强调辨证施治，倡导诊治规范，著有《寓意草》《尚论篇》《尚论后篇》《医门法律》等传世医书，与张璐、吴谦齐名，并称清初三大名医。

新型冠状病毒扰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，并仍然在蔓延。在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，我们面对传染病依然战战兢兢，可想而知，在古代传染病病因尚未破解的时期，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探索一定更加艰辛。 面对疫病带来的灾难，人类进行了积极的反抗。《温疫论》是我国医学史上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,书中记载有专论治疗疫病的方法，一直都为后世所推崇，其作者就是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。

在中国医学史上，有一位把熟地黄使用得出神入化的名医，并因此获得“张熟地”的称号，此人便是明代医家张景岳。 张景岳（1563—1640），原名张介宾，字会卿，浙江绍兴人，明代杰出医学家，著有《类经》《类经图翼》《类经附翼》《景岳全书》等经典著作，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陈实功（1555—1636），字毓仁，号若虚，江苏南通人，明代著名外科医家。陈实功幼年多病，因而开始醉心于医学研究。他少年时期师从著名文学家、医学家李沦溟，并深受老师影响。李沦溟认为：“医之别内外也，治外较难于治内。何者？内之症或不及外，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外科并不是简单的体外局部疾病，外科疾病与内部脏腑功能息息相关。老师的这句话成为陈实功数十年外科医疗生涯的座右铭。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师李沧溟的观点，主张外科疾病应采取内治或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方法，强调外部手术与内服药物配合使用。

王肯堂（1549—1613），字宇泰，一字损仲，号损庵，自号念西居士、郁冈斋主，明代金坛人，所以一般又尊称他为“王金坛”。 王肯堂与利玛窦经常在一起相互讨论、交流，内容除医学外，还涉及中外文化、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哲学、宗教等。由此可知，王肯堂是一位学识渊博且善于交流的医家。

孟子曾言：“孔子之谓集大成，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也。”他称赞孔子学识渊博，就好像演奏音乐，以钟发声，以磬收乐，集众音之大成。后世便用“大成”来形容在某一方面十分精通，水平超出一般的人或事物。在针灸学界，明代杨继洲所著的《针灸大成》，便是针灸文献的集大成者。 杨继洲（1522—1620），名济时，以字行，明代著名针灸学家，浙江衢州人。他出生于世医之家，祖父曾任太医院御医，著《医学真秘》传于世，父亲也曾担任明嘉靖年间的太医院吏目。杨继洲自幼便耳濡目染，精通医术。原本决定走仕途的杨继洲自幼习儒，无奈科考屡次失败，于是秉承家学，弃儒从医。

李时珍（1518—1593），字东璧，号濒湖，湖北蕲州（今湖北蕲春县）人，明代著名医药学家。 梦碎科举励承医学 李时珍出生于世医之家，其祖父是走街串巷的铃医，父亲李言闻为蕲州名医，由于有高超的医术与文化素养，被当地人誉为“李仙”。李言闻曾担任过太医院的吏目，行医之余还编写了多种医书，如《人参传》《艾叶传》《痘疹证治》《四诊发明》《四言举要》等。父亲在医药学上的成就对李时珍起到了良好的启迪作用。

民间常说的谚语“若要小儿安，三分饥与寒”，是明代著名儿科圣手万全提出来的，他在《育婴家密》中指出：“若要小儿安，常受三分饥与寒。”这也是根据小儿体质的特殊性提出来的养护基本原则。

朱橚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，作为明室宗藩，在明初皇子谋反、王室斗争剧烈的环境下，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，尽管政治上始终没有大的建树，但在中医药学方面却作出了重要贡献，成为明初著名的植物学家、方剂学家。他先后组织编写了《袖珍方》《保生余录》《普济方》《救荒本草》等医籍，保存了明朝以前的大量医学文献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功绩。

滑寿（约1304—1386），字伯仁，号撄宁生，祖籍许州襄城（今河南许昌），出生于江苏仪征，后迁至浙江余姚。滑寿出身名门望族，幼年拜韩说先生为师，学习儒术，曾为乡举。据《仪真县志》记载，滑寿生性警敏，学习儒学，每日能记诵千余言，提笔能文，尤其擅长乐府诗。滑寿所写诗文朴实温雅，但流传下来的很少，在《明诗纪事》中有一首《挽唐丹崖》，诗云：“尚想词垣应奉辰，汉廷曾诏贾生频。如今埋骨秋江上，留得文章照后尘。”诗中用贾谊在汉朝不得重用的典故来凭吊同行，满溢悲慨之情。

中华饮食文化享誉全球，食疗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。早在周代宫廷中就专门设置两名为王室服务的“食医”，至唐宋时期出现了不少食疗专书，大型综合性医书中也收载了很多食疗方面的内容。但是，这些专书与内容大多以食疗本草或食疗方剂的形式出现，理论阐述较为零散。直到元代《饮膳正要》的著成，开启了系统介绍元代宫廷饮食文化的先河。该书由时任饮膳太医忽思慧编著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 “营养大师”忽思慧 忽思慧，又称和斯辉，生卒年不详，约为公元14世纪人，蒙古族（一说为回回人），元代著名营养学家，官至饮膳太医。

浙江省义乌市南部有一个历史文化名镇——赤岸镇。这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建制至今已逾千年。赤岸，古又称丹溪，因为这里有一条名为丹溪的小溪。丹溪不仅是赤岸镇的母亲河，也因一位居住在此的古代名医而名闻天下，他就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。

危亦林（1277—1347），字达斋，江西南丰人。危氏家族祖传五世名医，在江西南丰县一带老幼皆知，是当地颇负盛名的医学世家。危亦林从小勤奋好学，弱冠而业医，曾担任南丰州医学教授。危氏学有渊源，其高祖擅长大方脉科（相当于内科），伯祖擅长妇科、正骨科，祖父擅长儿科。危亦林家中藏有100多种医药典籍，尽管如此，他依然不断外出求学，经常步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向藏书家借阅各种书籍，甚至还一本一本地抄录。他一旦发现自己有欠缺之处，便虚心向人求教。危亦林习医本已拥有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，加之不断寻师访友，博采众长，积蓄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

严用和（约1199—1267），字子礼，其生平缺乏史料记载，仅据他所著的《济生方》序中自称“庐山严用和”，推断当是江西人。他自幼喜爱读书，就其天赋和才华而言，原本可腾达于仕途，但在目睹家人常受病魔之苦和庸医所害的情形后，少年时代的严用和便立志“居医卜之中”，而不欲“在朝廷之上”。

陈自明（约1190—1270），字良甫，江西临川人，南宋著名医学家。陈氏三世业医，幼承家学，行医于东南各地，后于1237年任建康府明道书院的医学教授。陈自明搜采众方、博学多能，在妇科、内科、外科领域都卓有成就。

我国法医检验历史悠久，宋代更是达到了法医学的高峰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检案专著《洗冤集录》，其作者是我国法医学鼻祖宋慈。